小时候赶集买糖葫芦，五毛钱能高兴半天

我是在皖北小镇长大的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镇上没商场，最隆重的事是“逢集”。

农历三、六、九是集日。天没亮，供销社门口就支起架子，卖农具的、卖小鸡的、卖针头线脑的，全挤在一条窄街上。我妈赶集是为了买碱面、打酱油；我赶集，眼睛只盯着一个人——扛草靶子卖糖葫芦的老头。

他穿军绿色棉袄，草靶子上插二三十串，山楂个头不一，糖稀冻得发乌，咬下去先脆后酸。五毛钱一串。我妈给的集日零钱是一块、两块，剩下的“归你自己买本子”的钱，我常挪用。

有一次我攒了三集的零钱，买了六串，分给同桌王胖子两串。他家开屠宰铺，平时带熟牛肉夹烧饼，本来不稀罕这个，可他边走边说“你这糖葫芦比俺家肉还金贵”，因为它是“用耐心换来的”。

赶集最妙不是买，是“看”。卖菜姨娘为了一把韭菜能吵十分钟：“昨儿还一块二，今儿凭啥一块五？”卖鱼的不急，用笆斗一拍：“江里来的，活泛！”其实是不是江里，谁也不知道。镇子小，吵完下集还互相借秤。

我爸不爱赶集，说“人挤人像下饺子”。但他每次都骑车带我：二八大杠，我站前梁，他蹬过新华书店、过信用社、过炸油条的摊，油香糊我一脸。到集心把我放下来，扔一句“别丢”，自己去卖粮。我就在人缝里钻，像小鱼进了浑水河。

有回我看中一个铁皮青蛙，上发条会蹦。摊主要两块五。我摸遍兜只有一块八，站在那儿不走。卖糖葫芦老头路过，瞥一眼：“这娃看青蛙比看糖还直。”然后竟替我垫了七毛。我没谢，只会说“我妈下集还来”。他说：“不用还，我孙子也这样，看见蹦的东西魂就没了。”

那铁皮青蛙后来发条松了，蹦到床底，再找不着。可“有人肯替小孩垫七毛”这件事，比青蛙蹦得远。

如今超市里糖葫芦十块三串，山楂又大又亮，裹糖像玻璃壳，拍照好看，吃着像工业甜。我儿子咬一口说“爸你小时候真可怜”。我笑：不可怜。五毛钱的高兴，是整条街、整片尘土、整锅油腥一起炖出来的，现在给五十块也买不到那种“集日才来”的盼头。

前年回镇上，集没了，变成生鲜超市和快递驿站。新华书店关了，炸油条那家改成卖卤味。我站在路口，好像还听见有人喊：“糖葫芦——山楂的、山药蛋的、橘子瓣的——”

风一吹，全是记忆里的甜酸气。